宋焘

　　有一个现象是发达国家往往更容易拍出成功的灾难电影，包括与之对应的救灾电影。

　　究其原因，首先无非是他们的电影工业确实比较发达，大资金、工业化生产更容易制造视觉奇观。其次是这些国家大多是宪政法治国家，不但有民选政府，更重要的是有相对成熟健全的公民社会。现实中大灾面前的救助第一时间就是自救，接下来是周边地区的人进入到救援行列，之后才是政府调动的庞大的公共资源进行最有力的救助。这些国家现实中已经有成熟的公民社会，公民有结社自由可组成团体，民间团体照样有专业人士（而非国家垄断），自救可以最及时高效地进行，而不是动辄被堵在路上。这些现实基础能自然转化到电影中，在有序的自救中顺势彰显所谓的人性光辉，而且往往拍出大团圆的结局，由是电影才让人感动。

　　总之，从灾难及救灾电影来看，即便是一个民选政府能代表人民、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能照顾人民，一样需要公民社会（公民组织）存在。

　　就地震等灾难来说，官方也认为它不能被准确预测。即便你预测出来，估计也没有人会信。比如皮尔斯·布鲁斯南主演的《山崩地裂》，以1980年美国圣海伦斯火山喷发为素材，科学家从数据得出这里随时会有地震及火山喷发，但官方不信，居民也不信，甚至以为他是疯子——结果灾难瞬间降临，而人们第一时间能做的只有自救。

　　所谓临危不惧抱团取暖，我想很难说是本能，这种素质大多要靠训练得出。如果社会本身就是一盘散沙，想在灾难瞬间让人们自觉变成高度组织化的群体则非常困难。即便是要救助别人，大灾面前纯个人化的横冲直撞也往往会适得其反。日本是地震多发国家，可以说防震抗震关涉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所以对他们来说，防震抗震渗透到了日常社会生活中，有序地组织动员还不难。在《日本沉没》里，甚至有人就是（出于自由选择地）做好了为大多数人献身的准备。另一方面，因为地震与各个利益团体都有关系，所以在政策制定方面自然会对地震高度警惕并自然倾斜。

　　但是在大多数国家，地震等各种灾难并不是这个国家所有人要面对的。所以决策者或政策制定者不见得会对此特别倾斜，就好比我们不能指望一群整天吃着放心食品的人能解决食品安全问题一样。

　　所以一般来说，在一个国家里，即便有的地方特别容易受到自然灾害侵袭，也很难说在政策制定方面，这个局部的问题能成为全局性的关键问题。具体到电影里则更加实际，甚至成为一个经典的结构，那就是在灾难面前，优先救谁那是有具体的利益考量的。而很多电影中的奇迹正是发生在人们在那些“被遗忘的角落”里进行的自救，比如《后天》里的救赎。

　　所以可以说，即便是民主政府，它和公民组织也不是一回事。民主政府主要是体现公权力，公民社会主要是体现公民权利。有了健全的公民社会和公民组织，即便政府（暂时）照顾不到，老百姓照样能提出利益诉求并抱团取暖。比如《唐山大地震》里有关汶川地震时普通人的组队救援。

　　或者再直接一点儿说，在一些地域广阔的国家，防震抗震当然不太可能成为全社会时刻紧绷的议题。但是在那些地震多发区及其周边，是否应该存在这样的民间组织，它有一定的规模，包含各种专业人士，有定期的训练，可以迅速地集结。这应该是公民社会最显性的标志了吧。也就是说，单就救灾来说，有再好的政府的同时，也需要一个公民社会存在。

　　“公民社会”听起来是个太大的议题，其实说白了它涉及的核心是自治（类似于地震中某个范围内的自救），地盘大小还真不是个问题。

　　如果说臣民是在依附（失去自由）的同时得到保护，市民最先追求个人的权利（所谓势利的“小市民”），那么公民则是为了实现自治而平衡自己的权利与义务。法律往往是宏观的，它涵盖不了所有的角落；而我们的生活则是具体而微的，所以在现实社会里，某个范围内的人往往创制了自己的规则来彼此方便并约束你我。反映到那些灾难片里，则是代表国家的公共救援缺位或还没到的时候，人们自己组织起来实现自救。

　　这一点给现实的思考其实是，在那些灾害多发区，日常生活中人们就是应该组织起来做好准备。因为这是“组织”，所以每个人要清楚自己的责任和义务，通过合议达到共赢，这说穿了就是一种自治，是人们自己能做的。

　　进一步说，“组织”需要依靠结社自由，但是不能反过来说有了结社自由，公民社会就会自然发育，公民精神就会凭空生长。会有人说等不及了，或者面对的问题本就不是让人生离死别的大事，那更可以从小事做起，参与不了国家大事也该关心切身俗事，就算看不到公民社会，也该秉持一种公民精神，由身边的自治做起。最起码，别人呼唤公民参与的时候别动辄给人扣个炒作的帽子。